房地产合同纠纷违约金案例范文

　　合同违约是指违反合同债务的行为，亦称为合同债务不履行。这里的合同债务，既包括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又包括法律直接规定的义务，还包括根据法律原则和精神的要求，当事人所必须遵守的义务。仅指违反合同债务这一客观事实，不包括当事人及有关第三人的主观过错。各个国家合同法对违约行为形态的划分都是不一样的。以下是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房地产合同纠纷违约金相关案例。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违约金纠纷案例解析：

　　上诉人辽宁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李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违约金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20xx]和民合初字第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xx年11月28日立案，由审判员白云良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高子丁、代理审判员王大鹏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投资公司委托代理人徐驰、王昱，被上诉人李世公司委托代理人栾严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投资公司诉李世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结算纠纷一案于20xx年11月12日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投资公司要求返还投资款743.1万元、迟延履行违约金及利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3月15日作出(20xx)沈民(2)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生效。关于李世公司的违约金责任，该裁判文书作出了如下论述：由于20xx年协议书明确约定，如李世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投资公司支付价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投资公司支付违约金，因此李世公司应向投资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且当事人约定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况。李世公司虽提出最高法院有关于违约金标准的司法解释，应按司法解释标准给付违约金，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均是指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而依据的“计算标准”，而本案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不属于没有约定违约金“标准”。

　　故李世公司以按司法解释确定违约金标准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当事人的前述违约金的约定属于迟延履行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的规定，李世公司承担违约金责任后仍须继续给付合同价款。由于双方约定的是分期付款，故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亦应分别计算，即其中247万元的违约金从20xx年5月21日起计算，另247万元从20xx 年6月21日起计算，其余249.1万元从20xx年7月21日计算。由于投资公司起诉所主张的违约金系计算到20xx年10月30日，诉讼中投资公司亦未增加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本院对发生在20xx年10月31日后的违约金不予处理，即根据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违约金计算截止日期为20xx年10月30日。最后判决李世公司给付投资公司743.1万元的迟延履行违约金482700元。上述事实，有投资公司向法庭提供的(20xx)沈民(2)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副本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卷佐证，经开庭质证，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投资公司要求李世公司基于违反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给付迟延履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已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李世公司在该次诉讼中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理由虽未得到法院支持，但并不能据此证明投资公司可以依据该判决的认定增加违约金数额另行诉讼，投资公司在该诉讼中请求的违约金标准及期限、数额是在诉前预知诉讼风险前提下的选择，在法院支持其违约金计算标准后另行增加违约金数额进行诉讼，不符合相关法律对违约金性质、目的的规定，也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性原则，投资公司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投资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10元由投资公司负担。

　　上诉人投资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投资公司与被上诉人李世公司间的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已由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该判决确认李世公司确系违约，在判令李世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同时，对违约金部分以双方合同约定的“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标准。由于投资公司是于20xx年10月末提起诉讼，所以对20xx年10月以后被上诉人是否仍继续违约等事实难以确定，因此在诉讼中仅主张了截止到20xx年10月30日的违约金，而对该日之后新产生的违约金在当时无法主张。

　　因此，沈阳中级法院判决：“由于投资公司起诉所主张的违约金系计算到20xx年10月30日，诉讼中投资公司亦未增加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本院对发生在20xx年10月30日后的违约金不予处理，即根据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违约金计算截止日期为20xx年10月30日。”对上述判决显然可以看出，沈阳中级法院仅仅是因为投资公司对 20xx年10月31日以后新产生的违约金未在该诉中同时主张，因而未加以审理，这并不代表投资公司对20xx年10月31之后产生的违约金已经放弃，更不是沈阳中级法院对新产生的这部分违约金已经进行审理并予以驳回。正是由于投资公司对这部分新违约金“未告”，沈阳中级法院对新产生的违约金“未理”，所以投资公司完全有权通过另行诉讼对产生的新债务加以主张。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本案中，投资公司在沈阳中级法院诉讼中对20xx年10月31日以后新产生的、在诉讼当时还难以确定的违约金未予主张，是当事人依法有选择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处分民事诉讼权利的一种体现，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这与违背民事诉讼效益性原则的恶意“缠诉”、“拆诉”、“分诉”有本质上的区别。沈阳中级法院的判决中一再强调其判决确定的违约金截止到20xx年10月30日，对当事人当时未主张的后产生的违约金未进行审理，本身就体现了对当事人依法选择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的一种尊重，也是对当事人有权依法选择通过另行起诉或其他途径来主张后续违约金的一种肯定。投资公司对新产生的违约金(新债务)另行起诉，正是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合法行使。一审法院以效益性原则为由驳回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对投资公司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无理剥夺，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违约金是对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等违约行为的一种惩罚，其产生的事实依据是违约、产生的法律依据是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有效约定。本案中，双方约定如被上诉人未在约定期限内付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给付违约金。这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且该违约金计算标准已经为生效判决所肯定。如果被上诉人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上诉人全部款项，上诉人就有权按上述标准计收违约金。

　　因此，从20xx年10月31日至今，被上诉人李世公司仍然未向上诉人支付欠款，其违约行为一直继续，上诉人对新产生的这部分违约金作为该合同的新债务加以主张，既有事实依据，也符合合同的约定、更有法律依据，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违背法律对违约金性质和目的的规定”的问题，一审法院据此驳回投资公司诉讼请求明显错误。在本案中上诉人投资公司在起诉中所主张的20xx年10月31日以后新产生的违约金仍然是依据合同约定的上述违约金标准计算出来的，所以在被上诉人李世公司至今未还清欠款的情况下，其违约天数在增加，就必然会产生新的违约金。这当然不是对法院已经认定的计算标准的擅自增加;相反，恰恰是依据和执行了法院所认定的标准。因此，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在法院确定了违约金计算标准后，新增加违约金数额另行起诉”的问题。

　　因此，上诉人依据已经为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也为被上诉人所承认的继续违约的事实、依据双方合同明确约定的、已为法院生效判决所肯定的计算标准对由于被上诉人后续违约所新产生的违约金(新债务)依法起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从20xx年10月31日至实际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的违约金(至20xx年5月30日的违约金为780225元)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答辩称：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20xx年10月12日，辽宁华厦饭店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世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20xx年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将饭店土地使用权作价1716万元(占地面积2332平方米)和前期工程款2760万元(含甲方已付工程款1360万元，四建二公司执付工程款1400 万元)，总计4476万元作为同乙方合作联建辽宁华厦大酒店工程的投资。对乙方的合作投资，在工程结束后，以甲乙双方认可的审计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并明确双方的投资比例;二、对补办、续办工程手续发生的费用，均由乙方垫付资金。其中应由甲方负担的部分，从甲方的投资额中抵减;应由双方共同承担的部分，作为乙方的工程投资;三、对乙方已替甲方偿还的债务，经甲方与债权单位确认后，可以抵减甲方的投资额;四、本协议签字盖章后，即为生效，对以前就本工程与乙方在20xx年9月1日签署的《联合投资续建辽宁华厦大酒店协议书》、20xx年12月1日签署的《联合投资续建辽宁华厦大酒店补充协议》、20xx年12月28日签署的《协议书》等有关协议同时废除。

　　20xx年12月10日，辽宁省投资集团公司、辽宁华厦饭店共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世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20xx年协议书)，约定：一、双方同意将甲方在辽宁华厦饭店主体工程的投资额认定为4476万元;二、由乙方替甲方垫付的甲方原工作人员工资款79万元，市四建二分公司工程款1400万元及甲方自建期间尚欠的工程款15.1万元，共计1630万元，由乙方承担支付，抵顶甲方投资;三、甲方原欠的电费13.8万元，水费 10.4万元，电费滞纳金50万元，共计74.2万元，由乙方负责支付，抵顶甲方的投资;四、在后期补办手续过程中发生的土地出让金、公房拆迁补偿金以及其它费用等，由甲方承担400万元的费用，并从甲方的投资额中冲减;五、综上，甲方尚余投资额计2371.8万元，由乙方偿还甲方，偿还方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由乙方用现在开发建设的富通花园的14#楼房产作价偿还，每平方米4300元，偿还面积为5516平方米，乙方协助甲方为购房者办理按揭贷款，并将银行贷款逐笔随时转入甲方帐户。乙方不负责在办理按揭贷款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

　　20xx年3月24日，辽宁省投资集团公司、辽宁华厦饭店共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李世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20xx年协议书)，约定：一、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对20xx年12月10日所签《协议书》中的第五条作如下修改：乙方偿还甲方尚余投资额计2371.8万元。共中一部分以位于和平区抚顺路66-13号富通花园小区的14#楼23套共3039平方米商品房，以每平方米4300元作价支付给甲方，该部分金额为 1306.77万元。乙方协助甲方为购房者办理按揭贷款，并将银行贷款逐笔随时转入甲方帐户。乙方不负责在办理按揭贷款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乙方保证甲方购房者于20xx年6月末前进住。剩余投资余额乙方以贷币资金743.1万元偿还甲方。

　　具体支付时间如下：20xx年5月20日前支付247万元; 20xx年6月20日前支付247万元;20xx年7月20日前支付249.1万元。如乙方未在以上约定的时间内向甲方支付价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二、原协议其他条款继续有效;三、该补充协议与原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但李世公司未按该《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投资公司于20xx年11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李世公司给付欠款743.1万元、利息12.5937万元及截止20xx年10月30日的违约金 50.5082万元。本院于20xx年3月作出[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判令李世公司给付投资公司743.1万元，截止20xx年 10月30日的迟延履行违约金482700元。该判决于20xx年3月18日送达于投资公司及李世公司，20xx年4月2日系双方上诉期届满前的最后一日，由于该日为星期六，次日为星期日，均为法定休息日，故上诉期应依法顺延至20xx年4月4日。20xx年4月5日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自20xx年 10月31日起截止20xx年4月4日止，李世公司尚欠投资公司743.1万元，应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579618元。

　　另查明：辽宁华厦饭店亦系独立的企业法人，与本案投资公司所诉争之权利有直接利害关系，但辽宁华厦饭店表示所有权利均由投资公司行使，其不再主张对李世公司的合同权利。

　　还查明：辽宁省投资集团公司于20xx年经辽宁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更名为辽宁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事实，有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辽宁华厦饭店《关于不参加诉讼的说明》，当事人陈述等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认为：

　　1、关于投资公司在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是否有权再向李世公司主张20xx年10月31日后的违约金的问题。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已明确认定20xx年协议书的效力并依照该协议书作出裁判，具有既判力。该协议书明确约定，如李世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投资公司支付价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投资公司支付违约金，因此李世公司应向投资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且当事人约定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且该违约金标准已被本院生效判决所确认。

　　由于当事人的前述违约金的约定属于迟延履行违约金，只要债务未清偿或迟延清偿，该迟延履行违约金就继续发生。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违约金系基于当时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计算截止到20xx年10月30日，因此，就本院生效判决未审理的在20xx年10月 31日后实际发生的迟延履行违约金，李世公司负有继续支付义务，原审判决驳回投资公司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

　　2、关于上诉人投资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的终止日期。上诉人投资公司所主张的迟延履行违约金系基于与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而发生，其产生的基础为协议中约定的743.1万元债务，即自然债务。只要该自然债务未清偿或迟延清偿，即发生迟延履行违约金。但由于投资公司曾向本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给付743.1万元，本院[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已判决李世公司向投资公司给付743.1万元，自本院 [20xx]沈民二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于20xx年4月5日生效后，投资公司与李世公司在协议中约定的自然债务业已转化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及强制执行力的强制给付之债。

　　在20xx年4月5日之后，李世公司如未给付743.1万元，则属于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而不是违反投资公司与李世公司签订的协议，其法律后果是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规定，由李世公司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存在再行依据原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条款继续计算违约金的问题。因此，上诉人投资公司要求被上诉人李世公司给付20xx年4月5日之后(含5日)的迟延履行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上诉人投资公司所主张的计算违约金所依据的债务金额。投资公司与李世公司系合同关系，李世公司的合同义务为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李世公司对付款负举证责任，但李世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20xx年4月5日之前向投资公司支付过款项，因此，本院确定计算迟延履行违约金的基础债务金额仍为743.1万元。

　　4、需要说明的是，辽宁华厦饭店与本案投资公司所诉争之权利有直接利害关系，应作为本案一审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但辽宁华厦饭店明确表示与李世公司合同中所有权利均由投资公司行使，不再向李世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投资公司有权单独主张对李世公司的合同权利。

　　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xx]和民合初字第478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辽宁李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给付上诉人辽宁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743.1万元的迟延履行违约金579618元[自20xx年10月31日至20xx年4月4日，计算方式为：743.1万元×0.0005×156天]，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

　　三、驳回上诉人辽宁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要求被上诉人辽宁李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20xx年4月4日之后违约金的上诉请求;

　　四、驳回被上诉人辽宁李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支付违约金的反驳。

　　一审案件受理费128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810元，计25620元，由上诉人辽宁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008元，被上诉人辽宁李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1612元。

篇2：租赁合同违约金

　　房屋租赁的过程中，会遇到一方因为各种原因违约，在这种情况下，无过错方是否可以要求违约一方支付违约赔偿金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租赁合同违约金，欢迎参考阅读。

　　一、租赁合同违约金条款

　　在房屋租赁关系上，要求解除租赁合同的一方，应该提取1个月通知对方;否则就属于违约(合同另有约定除外)。合同中有约定违约金的按照合同的约定执行，但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或过低可以请求变更，合同中没有就违约金进行约定，那么违约金就是违约方造成损失的数额。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约定违约金的具体数额你就只能要求赔偿损失了。

　　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一条【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　【实际违约】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　【赔偿损失】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一百一十九条　【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二、房屋租赁合同违约金怎么算?

　　(一)如果租赁合同中对违约金有约定(租房违约金的数额是由当事人双方通过事先约定而确定的)、则按约定的违约金比例支付。如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约定房屋租赁合同违约金为一个月的租金，那么一旦违约，出租人就可以要求承租人支付一个月租金同样数额的违约金，作为违约赔偿;

　　(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或过低可以请求变更，约定的违约金超过实际损失30%的可认为约定过高，可要求降低。如房屋租赁费用每月仅为1000元，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达到了一万元，那么违约的一方可以请求降低。

　　(三)房屋租赁合同中对违约金没有约定，应按对方违约对你造成的实际损失来计算违约金并退回押金和多余的房费。

　　(四)租房违约金的支付是独立于履行行为即给付房租之外的给付，即如果承租人尚拖欠出租人租金1500元，那么房屋租赁合同违约金是不包含在这1500元以内的。

　　(五)租房违约金的处理：双方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处理，赔偿约定的金额，如果协商不成，可到法院提起诉讼。

篇3：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2则

　　从我国房地产实践来看，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大多集中在房地产交易、房地产权属登记、房地产物业管理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从法学理论上进行探讨、研究和论证;另一方面需要实务上的反复实践、运用和总结。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的普及和应用才是根本。没有法律的普及和应用，就没有法律的生命。

　　今天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案例分析一：

　　【案情介绍】

　　20xx年9月18日，原告柳州超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凡公司)与被告南宁桂馨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馨源公司)和第三人柳州市全威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威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土地开发合同》，约定全威公司将位于柳州市柳石路153号的土地转让给被告桂馨源公司，并将土地过户到被告桂馨源公司在柳州成立的公司(恒茂源公司)名下，土地转让价款为2860万元。同时约定由于原告超凡公司在转让土地上前期投入了资金并做了一些工作，被告桂馨源公司向原告支付补偿款1640万元，该款项于被告桂馨源公司得到土地使用和开发指标批文，可以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时间起一年内支付。

　　之后，原告与被告恒茂源公司于20xx年12月17日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双方于20xx年2月25日通过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的审批同意转让，被告恒茂源公司于20xx年1月10日取得(20xx)第100757号国有土地证，并于20xx年12月交纳土地变性费用，将土地变性为建设开发用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到20xx年2月止，被告恒茂源公司在该土地上开发的“嘉汇·龙潭”小区已经全部开发完毕，但被告恒茂源公司仅仅向原告支付了150万元补偿款，其余款项拖了几年一直未支付，原告催讨协商未果，遂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剩余款项。

　　庭审中，被告恒茂源公司答辩称其不是《土地开发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土地转让合同的付款义务人，对超凡公司没有付款义务。被告桂馨源公司答辩称：

　　1、超凡公司与全威公司作为共同体履行《土地开发合同》中出让方的权利义务，二者权益完全统一，桂馨源公司与超凡公司之间不存在单独的债权债务关系。

　　2、所谓的补偿款实为土地对价的一部分，是全威公司指定要求支付给超凡公司的，超凡公司并无独立债权。

　　3、桂馨源公司应在4500万元的土地对价范围内付款，且必须支付完合同约定的三项代付费用后，余款再支付给全威公司和超凡公司。

　　4、桂馨源公司初步统计已付款40802409元，剩余款项应在三方核对账目扣除违约金后再结算。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土地开发合同》是在三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且已被生效判决予以认定，三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超凡公司根据《土地开发合同》的约定，主张恒茂源公司、桂馨源公司支付剩余款项，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予支持。对于本案中的付款责任主体，虽然恒茂源公司并非《土地开发合同》的当事人，但其系桂馨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柳州设立的控股公司，并代桂馨源公司履行了上述付款行为，加之本案所涉土地亦过户至其名下，其系实际受益人，故应由恒茂源公司、桂馨源公司向超凡公司承担付款责任。

　　桂馨源公司辩称上述1640万元名为土地补偿款，实为土地对价款的一部分，认为应将恒茂源公司支出的全部费用40802409元从合同总价款4500万元中扣除后再向超凡公司、全威公司共同支付。因事实上恒茂源公司支出的上述40802409元款项，其中只向超凡公司支付了土地补偿款20xx418.5元，其他款项均系土地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土地转让费用。这与恒茂源公司应向超凡公司支付的土地补偿款是两笔性质不同的款项，且超凡公司、全威公司又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机构，故桂馨源公司、恒茂源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最后判决：桂馨源公司、恒茂源公司应向超凡公司支付土地补偿款14386581.50元，并负连带责任。

　　桂馨源公司、恒茂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分析】

　　一、合同是当事双方的意思表示，合意达成，则合同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土地开发合同》是三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三方当事人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土地开发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1640万元是桂馨源公司基于超凡公司“投入资金作了一些前期工作”而给超凡公司的补偿款，该条与《土地开发合同》第一条“土地转让款2860万元”是分开约定的，显然不属于“土地转让款”的组成部分。因此，被告关于“1640万元土地补偿款是土地转让款2860万元的一部分”的辩解不可能被法院采纳。

　　二、公司是法律创制的法律主体，对外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即使两个公司的股东存在重合的情形，也不表明两个公司是同一个主体。超凡公司和全威公司是两个独立登记的法人，法人人格具有独立性，法律并没有禁止相同的股东、董事会成员同时成立多个公司，被告认为超凡公司和全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致应当视为同一个主体，而主张向全威公司支付就等于支付给了超凡公司的答辩意见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案例分析二：

　　【纪实】

　　旧城区的改造是关乎一个城市整体市容，提升城市整体规划水平，与本市整体形象息息相关的话题，尤其是作为20xx年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的Q市，更是重中之重。在旧城区的改造中，一旦出现了法律纠纷，将会直接影响到旧城改造的步伐。

　　[案件地位]

　　位于Q市某区的某新村由于环境脏乱差，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致使人民群众多次上访，人大代表也多次以提案的形式要求解决，市领导对此十分重视，解决好此旧城区的改造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案是在前述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在A集团公司与B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本案的判决结果不仅关乎到原、被告的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旧城区改造的进程，影响到成百上千户旧城区居民的居住条件，甚至影响到Q市的整体形象。

　　[案情简介]

　　1999年4月，B实业有限公司与A集团公司就Q市某区某新村村庄改造工程达成合作意向，约定由B实业有限公司负责办理项目的立项、环评、定点、规划等前期手续，并在取得项目开发权后出资进行开发建设。A集团公司负责提供资料，协调关系，申请优惠政策等工作。为保证上述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前期的有关手续暂以A集团公司的名义办理，待该项目经规划部门批准后再将建设单位变更为B实业有限公司。

　　合作意向达成后，B实业有限公司以A集团公司的名义向区计委申报了投资计划，向环保局申请了环境审评，于1999年9、10月份取得了定点通知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由B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组成调查小组，会同市拆迁办对该村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摸底工作，统计了全部住户的房产及土地证件，制定了初步的安置计划，还出资组织A集团公司有关人员出国考察。 20xx年1月，A集团公司与B实业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合同书》，合同约定“A集团公司将某新村占用地及相邻少量土地共约70亩(以规划局批准的规划图所确定的占地为准)出让，供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A集团公司负责提供旧村改造工程的相关资料，证明文件等;A集团公司根据实际拆迁时政府有关的安置政策，负责地上全部附着物的搬迁安置工作，总安置量不得突破3.2万平方米;A集团公司负责协调解决周边与工程项目有关的事宜;A集团公司积极协助B实业有限公司办理全部手续和申请优惠政策，不得中途违约再与其他单位合作该项目。B实业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自立项、定点开始的全部手续的办理，并申请相关优惠政策，并承担全部开发建设及销售工作，因A集团公司没有开发资质，该项目以B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开发;B实业有限公司负责提供用

　　于安置的全部住宅。合同还约定：项目结束后，B实业有限公司将税后利润的20%支付A集团公司作为补偿款，或折算成相应建筑面积。”20xx年5月，A集团公司又与B实业有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约定在原合同书分配方案的基础上，B实业有限公司另外再支付10%的利润转至A集团公司指定的户头，或按3500元/平方米折算成网点，交于A集团公司。

　　在签订《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后，20xx年6月27日，B实业有限公司以A集团公司出具的“关于变更定点建设单位的请示”，向Q市规划局递交了“关于变更定点建设单位的申请”。 20xx年7月21日，A集团公司突然向规划局发出声明，要求停办变更建设单位的手续，于此同时，要求B实业有限公司与其解除双方的合同。

　　双方经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A集团公司遂于20xx年2月份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A集团公司主张：合同是B实业有限公司单方做出的，并以不正当的手段加盖了A集团公司的公章，该合同从形式看就属无效。而且合同约定将70亩的集体所有土地出让给B实业有限公司，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请求法院确认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B实业有限公司返还持有的有关文件和图纸。B实业有限公司答辩称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共同做出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为有效。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共同做出，事实属实，合同的性质为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行为。依据合同的内容，双方应办理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然而，A集团公司欲要同B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土地，未办理出让、变更手续，A集团公司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该手续的欠缺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双方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归于无效，B实业有限公司应当返还A集团公司持有的相关文件和图纸。

　　(说明：1、A集团公司原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为股份有限公司。占用某新村所在土地，但未办理使用手续;2、B实业有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尚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

　　[焦点问题]

　　1、合同的性质

　　合同的效力是本案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解决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要对合同的性质定性，定性后一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关于合同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① 本合同为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合同。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A集团公司提供用地，由B实业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报批，并出资建设，故合同应为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的合同。

　　② 本合同名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实为土地出让合同。

　　合同约定A集团公司将村庄占用地及相邻少量土地共约70亩出让，供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项目结束后，B实业有限公司将税后利润的30%支付A集团公司作为补偿，或折算成相应的建筑面积，以上条款约定了出让的土地面积、位置及金额、方式等，同时合同明确约定了项目的立项、各种手续的办理以及投资建设、房屋销售均由B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因此，该合同属于土地出让合同。

　　③ 本合同为开发权转让合同。

　　合同约定了双方合作进行立项、规划等项目前期工作，因A集团公司对本案涉及土地未取得合法使用权，故不涉及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合作建房问题。A集团公司能用来与B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的是开发权。合同中约定的“A集团公司将前述村庄占用土地及少量土地出让，供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此条款应理解为A集团公司让出此地开发权，由土地部门将该项目出让给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合同约定“该项目以B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开发”，也说明了前期工作准备完毕后，该项目的开发权将转给B实业有限公司，所以本合同应为开发权转让合同。

　　④ 本合同为合作开发合同

　　双方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意思表示真实，由双方合作对某新村项目前期进行合作开发，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建设部《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双方成立合作开发的法律关系。

　　2、合同的主体资格

　　根据对合同性质的理解不同，对合同主体资格也有以下几种理解：

　　①A集团公司的主体资格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属联建合同。在联建中作为出地方的A集团公司应当对该地块享有使用权，而实际情况A集团公司未持有法定的使用证明，故A集团公司无权将不属于自己使用的土地与他人进行联建。A集团公司没有资格签订此合同。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属开发权转让合同。A集团公司享有对该地块的开发权，但由于缺少经验，所以与B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将该开发权转让，在此情况下，A集团公司是有合同主体资格的。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属合作开发合同。双方共同约定对该旧城区进行改造，并依法至相关部门审办各种手续，是合法有效的，A集团公司有合同的主体资格。

　　②B实业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

　　一种意见认为，B实业有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没有房地产开发资质，根据我国房地产管理法以及房地产转让管理有关规定，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

　　《资质证书》，并经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企业，没有资格与他人签订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内容的合同。

　　一种意见认为，本合同约定的内容是该项目的前期工作。前期工作阶段并不要求工作主体必须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一般企业法人均可进行前期工作，在开发建设实施阶段，才要求开发建设企业必须取得相应的开发资质，并且，法律规定取得项目及土地使用权后，企业方可申办房地产开发资质。所以在本合同中，B实业有限公司具有主体资格。

　　[办案历程]

　　B实业有限公司由于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省高院交纳诉讼费，导致判决书生效。B实业有限公司万般焦急，因为此合同的解除，就意味着其可得利益1亿余元随着一纸判决的生效而付之一去。在此情况下，B实业有限公司委托我所代理再审阶段的诉讼活动。

　　我所在接受B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后，指派律师代理了B实业有限公司在Q市中院再审阶段和省高院再审阶段的诉讼活动。

　　1、中院再审，推翻一审判决

　　承办律师在接受本案的委托后，深知本案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一审已经败诉的情况下，要将案件的结果扭转过来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有充足的证据和理论依据作为支持。承办律师深感此压力，由主办律师挑头，业务骨干参与，组织了三次业务研讨，就案件的情况集思广益，最后主办律师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煎熬，汇总、分析了多方的观点，以其深厚的法学理论，精通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改变原审判决的新观点。

　　承办律师认为：

　　首先，原审判决对合同的性质认定错误。该合同不属于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的合同。根据我国《房地产管理法》、《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及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是指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以土地使用权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建房的行为。因此，合作开发房地产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合作一方必须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二是双方合作的内容是在该土地上实施房屋建设行为。本案合作双方均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双方合作的内容是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目的，故不符合联合开发经营房地产的构成要件。

　　要搞清楚本合同的性质，应对我国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有深入的了解。我国现行的基本建设程序划分为两个基本阶段：一是前期工作阶段;二是实施开发建设阶段。两个阶段有以下不同点：

　　①工作内容不同：前期工作阶段始于立项报告申报，经过国家投资计划立项、规划定点、规划方案设计审批、拆迁安置方案审批、建设用地申请，止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开发实施阶段始于土地使用权

　　取得,经过工程建设报建、招标投标、施工许可证审批、工程施工建设,止于工程竣工验收结束。

　　②适用法律不同：前期工作阶段适用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土地出让规划、拆迁安置管理、建设用地征用划拨管理、建设用地供应等法律法规，主要规范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土地用途和使用权取得方式等。开发建设阶段适用房地产开发转让管理，工程建设管理等法律法规，主要规范房地产开发建设行为和房地产转让、经营行为。

　　③法律对行为主体的要求不同：前期工作阶段，并不要求行为主体具有特别的资格，一般企业法人均可进行前期工作。当然前期工作结束时，项目的建设单位和土地使用权取得者应当一致，这说明法律允许前期工作单位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申报取得开发资质。而开发建设实施阶段，则要求实施开发建设的企业必须取得相应的开发资质。

　　④行为主体变更的法律后果不同：前期工作阶段变更建设单位，只是项目开发者本身的更换，不产生土地使用权人的变更，因为这时土地使用权未出让，使用权人尚未最终确定。开发建设实施阶段，建设单位就是土地使用权人。因此，建设单位的变更则必须伴随着土地使用权人的变更，发生土地使用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

　　综合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一个项目建设在纵向上应划分为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阶段，认定一个合同的性质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对其所处的阶段进行科学的划分，并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评判各阶段合同的效力。

　　根据本合同的实际情况，应认定本合同为合作开发合同，合作的内容为取得项目开发权：

　　①合同约定的合作工作内容起始于立项审批，结束于将土地使用权出让交给具有开发资质的企业独自开发经营，合作的内容仅限于立项、规划、拆迁、用地审批和土地使用权出让，全部属于项目建设前期工作;

　　②合作开发必须以一方已经取得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为前提，而本案合作双方均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不是本合同的前提，而是合同履行的结果。该合同的产生是基于目前尚不健全的房地产市场和特殊的社会背景，有其客观合理性。本案所涉土地原为集体所有制土地，随着村庄城市化的进程，已由国家征为国有(但未办理出让手续)，目前的土地使用权均散落在A集团公司所管辖的村办企业及村民手中。后政府拟对该区进行旧城改造，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大面积的拆迁工作。

　　众所周知，拆迁是关乎拆迁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如被拆迁人得不到较为满意的安置补偿(法定的拆迁补偿费往往少的可怜)，其不但不配合拆迁工作，反而会大力阻挠，则政府将无法完成土地的出让工作，即使政府在法律上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也会无法实际交付土地，受让土地的房地产公司仍不能进驻工地，进行拆迁房屋和施工建设。基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原因，房地产公司通常会在向政府争取项目之前，先与被拆迁人达成协议，房地产商给予其高额的拆迁补偿费，被拆迁人配合其顺利完成拆迁工作，而本案合同正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本案合同双方相互合作，以配合一方取得项目开发权，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在正常的履行中，

　　包括政府部门的审批中都不存在障碍。

　　其次，B实业有限公司符合合同的主体资格。因为该合同是针对项目的前期工作，没有进入施工阶段，在这个阶段法律对主体没有特别的限定。相反，法律规定只有取得项目及土地使用权后，企业方可申办房地产开发资质。

　　最后，律师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了A集团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真正目的：A集团公司为了谋求更高的利益，不惜违背诚信原则，在与B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后，又与C公司签订另外一份基于该地块的合作合同。

　　A集团公司辩称：

　　①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土地管理法规，B实业有限公司故意隐瞒其不具备开发房地产资质等事实，属欺诈行为，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

　　②A集团公司单方撤回申请仅涉及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关系，不具有违反合同性质，应驳回B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在庭审调查阶段,法官在看了双方提交的证据后,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承办律师隐隐感到法官的思路还停留在已生效的一审判决中，并没有对该合同的性质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鉴于此情况，承办律师在质证中对合同中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为下一步的辩论埋下了伏笔。在庭审进行到了辩论阶段，承办律师就前文所述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细致周密的论述。法官在听取我方的陈述时，微微点了一下头，正是法官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被承办律师看在了眼里，同时也看到了翻案的希望。承办律师不失时机的在庭后马上提交了书面的代理词，更加直观的将律师的观点呈现在法官面前，将律师的观点一步一步，潜移默化的灌输给法官。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法院认定双方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性质为开发权转让合同，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种开发权转让并无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且根据规定只有办理建设项目立项、规划定点等前期手续，方能申办企业开发资质，故B实业有限公司符合合同主体资格，判决撤销Q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原一审判决，驳回A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律师对合同性质的认定，但已否定了原审判决对合同性质的认定，进而得出应维持合同的判决结果，这已经是律师的一大胜利。

　　2、高院再审，维持中院再审判决

　　中院在下达再审判决书后，A集团公司向省人民检察院递交申诉书，请求省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于20xx年8月份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书认为Q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开发权转让合同，此种开发权转让并无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名为合

　　作开发合同而实为土地出让合同，并非开发权转让。理由如下：合同约定，A集团公司将村庄占用地及相邻少量土地共约70亩出让，供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结束后，实业公司将税后利润的30%支付A集团公司作为补偿，或折算成相应的建筑面积，以上条款约定了出让的土地面积、位置及金额、方式等。

　　同时，合同明确约定了项目的立项、各种手续的办理以及投资建设、房屋销售均由B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因此，该合同属土地出让合同，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出让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依法应是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出让。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出让该宗土地，显属违法，合同当然无效。

　　承办律师坚持在中院再审时的观点与思路，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深刻的分析了案情及案件中的焦点问题。针对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土地转让的论点，律师重点进行了阐述。合同的原文表述是：“乙方(A集团公司)将前述村庄占用地及相邻少量土地出让，供甲方(B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该约定分别陈述了两个行为：

　　1、乙方出让土地;

　　2、甲方开发建设。

　　两行为在法律关系上是相互独立的，之间的联系在于其具有共同的行为指向——政府，即乙方负责向政府办理拆迁、出让土地等事宜，甲方向政府申请开发建设该项目。综合起来分析，该合同约定的真实意思应是：A集团公司向政府办理土地拆迁、出让工作，以供B实业有限公司向政府申请得到项目开发权后进行建设。

　　显然，该表述的实质意义与抗诉书中理解的“乙方(A集团公司)将土地直接出让给甲方(B实业有限公司)”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抗诉书将两个分别独立进行的行为直接的联系在一起，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媒介——政府，进而得出A集团公司向B实业有限公司直接出让土地的结论，显属主观臆断。

　　最终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观点，认定B实业有限公司具有合同主体资格，A集团公司与B实业有限公司所签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该合同的性质为合作开发合同，合法有效，维持了Q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

　　[案后思考]

　　案件的结果以我方胜诉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回头来看本案，貌似简单，主要是确认合同效力的问题，但其中涉及的法律关系却是极其的复杂，需承办律师有深厚的法学功底，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这场官司历经了两级人民法院三次审理，历时二年多，结果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且不说双方当事人在这场官司中所耗费的精力、人力、物力，单说给旧城区的改造工作造成的停滞，就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且此案一平，另外一案又起。

　　(A集团公司由于被判决履行此合同，所以必须放弃与C公司的合作，C公司必定受到极大的损失，至此一案又生)我们在思考„„我们呼吁和告诫那些将要或者已经开始通过诉讼手段谋取不法利益的人们，不要失去了诚信，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益，而酿成更大的过错。

篇4：担保合同纠纷的案例参考

　　原告与被告d厂于x 年2 月28 日签订转贷协议，约定，贷款金额总计503 万美元，其中包括买方237万美元、101万美元两笔，期限分别为81个月、78个月，利率为5。17 % ；现汇贷款165万美元，期限六年，利率为五年以上半年浮动利率；同时，贷款人收取手续费年率0。05 %。同日，为上述协议的履行，原告与被告d厂签订抵押合同，d厂以其所有的生产设备及办公楼抵押给原告，并无抵押清单，亦未办理登记。x年6月14日被告j公司为上述贷款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为495万美元及利息所需外汇额度提供担保。x年11月y公司前身单位为上述贷款出具书，担保上述贷款的偿还。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放款。贷款后。d厂未全部履行还款责任，二保证人亦未履行保证责任。

　　本所律师担任y公司诉讼代理人，以下为律师代理词摘要：

　　代理词：

　　首先、从本案证据情况来看，我方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

　　在庭审中，原告所举出所有证据，从内容上都与我方当事人没有直接的联系。我方当事人的全称是xx公司，它是于x年服从XX市政府的行政命令，依据国家法律设立的独立的企业法人。而本案中，原告方认为与我方当事人有关系的xx局，则是具有国家机关性质的公法人。我方当事人与其虽有着历史上的前后相继关系，但是因为法律性质的根本不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法律权利义务方面的承继关系。因此在x年才成立的我方当事人是不应对xx局在1993 年的行政行为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

　　其次、从XX市xx局的角度来看，xx局对本案中所涉的债务依照法律规定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一）xx局于x年11月所出具的《xx局铝包钢丝绞线项目偿还贷款保证书》不应对x 年2 月28 日原告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所签的《转贷协议》项下的债务产生法律后果。

　　本案原告依据其于x年2月28日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所签的《转贷协议》为事实基础提起对本案三个被告的诉讼，但是。在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却实际发生于1993 年11月，这期间存在着将近4 个月的时差。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作为任何一项贷款的保证人所出具的还贷款的保证书都应在贷款协议签订之时或签订之后才应存在的法律文件而绝不会早在贷款协议签订前4个月就积极地为一个尚不存在的债务提供担保。

　　（二）即使提供了保证，也并不导致xx局应对x年2 月28日原告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又签订的《转贷协议》项下的债务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后果。

　　根据《担保法》实施前关于担保问题普遍使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x]8号）》第12 条规定，“债权人与被保证人未经保证人同意，变更主合同履行期限的，如保证合同中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限，保证人仍在原保证责任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如保证合同中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保证人仍在被保证人原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xx局即使曾为原告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签订的某个“贷款协议”提供过保证，其保证责任也应以原保证责任的期限为限，或者应当在被保证人原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而不应再为原告与第一被告在1994 年2月28日又签订的《转贷协议》项下的债务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三）xx局于x年11 月所出具的《 xx局铝包钢丝纹线项目偿还贷款保证书》并不具有以xxXX市冶金工业局的财产为本案中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究其实质只是一个行政文件，而不应是一个可以被推定为要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文书。

　　（四）即使xx局有为本案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愿意为本案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然而，其任何保证依据法律也均是无效的。这种意思表示不应对xx局，发生任何法律效果。对我方当事人也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6条规定：“保证人应当是具有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保证人即使不具备完全代偿能力，仍应以自己的财产承担保证责任。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关能否作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济合同是否问题的批复》（法（研）复[1988]39 号）第1 条规定：“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应当是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不应作为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经济合同中以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其保证条款，应确认为无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的立法精神。因此，在本案中即使与我方当事人有相继关系的xx局在当时有为本案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也应确认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它不应对XX市冶金工业局发生任何法律效果，因此也不应对我方当事人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最后，原告要求我方当事人对本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一）所有证据材料均未有担保方应承担何种保证责任的约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x]8 号）》第7条“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何种保证责任，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证人不履行合同时，债权人应当首先请求被保证人清偿债务。强制执行被保证人的财产人不足以清偿其债务的，由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之明确规定，在本案中即使保证人要承担法律责任，其所应承担的也仅是赔偿责任，而不绝应该是原告认为的连带担保责任

　　（二）、因为本案所涉债务是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债务。因此本案的保证人也只应对案中所涉债权的“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部承担赔偿责任。

　　在证据中可以清楚看到，本案所涉债务设有物的担保。然而对于人保与物保的关系问题，在涉案的《转贷协议》和《抵押合同》中均未有相关的约定，伺时在涉案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未有相关的规定

篇5：有关担保合同纠纷的案例

　　保证合同纠纷

　　原告与被告D厂于x 年2 月28 日签订转贷协议，约定，贷款金额总计503 万美元，其中包括买方237万美元、101万美元两笔，期限分别为81个月、78个月，利率为5.17 % ;现汇贷款165万美元，期限六年，利率为五年以上半年浮动利率;同时，贷款人收取手续费年率0.05 %。同日，为上述协议的履行，原告与被告D厂签订抵押合同，D厂以其所有的生产设备及办公楼抵押给原告，并无抵押清单，亦未办理登记。x年6月14日被告J公司为上述贷款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为495万美元及利息所需外汇额度提供担保。x年11月Y公司前身单位为上述贷款出具书，担保上述贷款的偿还。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放款。贷款后。D厂未全部履行还款责任，二保证人亦未履行保证责任。

　　本所律师担任Y公司诉讼代理人，以下为律师代理词摘要：

　　代理词：

　　首先、从本案证据情况来看，我方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

　　在庭审中，原告所举出所有证据，从内容上都与我方当事人没有直接的联系。我方当事人的全称是XX公司，它是于x年服从天津市政府的行政命令，依据国家法律设立的独立的企业法人。而本案中，原告方认为与我方当事人有关系的XX局，则是具有国家机关性质的公法人。我方当事人与其虽有着历史上的前后相继关系，但是因为法律性质的根本不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法律权利义务方面的承继关系。因此在x年才成立的我方当事人是不应对XX局在1993 年的行政行为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

　　其次、从天津市XX局的角度来看，XX局对本案中所涉的债务依照法律规定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一)XX局于x年11月所出具的《XX局铝包钢丝绞线项目偿还贷款保证书》不应对x 年2 月28 日原告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所签的《转贷协议》项下的债务产生法律后果。

　　本案原告依据其于x年2月28日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所签的《转贷协议》为事实基础提起对本案三个被告的诉讼，但是.在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却实际发生于1993 年11月，这期间存在着将近4 个月的时差。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作为任何一项贷款的保证人所出具的还贷款的保证书都应在贷款协议签订之时或签订之后才应存在的法律文件而绝不会早在贷款协议签订前4个月就积极地为一个尚不存在的债务提供担保。

　　(二)即使提供了保证，也并不导致XX局应对x年2 月28日原告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又签订的《转贷协议》项下的债务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后果。

　　根据《担保法》实施前关于担保问题普遍使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x]8号)》第12 条规定，“债权人与被保证人未经保证人同意，变更主合同履行期限的，如保证合同中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限，保证人仍在原保证责任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如保证合同中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保证人仍在被保证人原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XX局即使曾为原告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签订的某个“贷款协议”提供过保证，其保证责任也应以原保证责任的期限为限，或者应当在被保证人原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而不应再为原告与第一被告在1994 年2月28日又签订的《转贷协议》项下的债务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三)XX局于x年11 月所出具的《 XX局铝包钢丝纹线项目偿还贷款保证书》并不具有以XX天津市冶金工业局的财产为本案中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究其实质只是一个行政文件，而不应是一个可以被推定为要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文书。

　　(四)即使XX局有为本案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愿意为本案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然而，其任何保证依据法律也均是无效的。这种意思表示不应对XX局，发生任何法律效果。对我方当事人也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6条规定：“保证人应当是具有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保证人即使不具备完全代偿能力，仍应以自己的财产承担保证责任。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关能否作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济合同是否问题的批复》(法(研)复[1988]39 号)第1 条规定：“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应当是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不应作为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经济合同中以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其保证条款，应确认为无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的立法精神。因此，在本案中即使与我方当事人有相继关系的XX局在当时有为本案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也应确认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它不应对天津市冶金工业局发生任何法律效果，因此也不应对我方当事人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最后，原告要求我方当事人对本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一)所有证据材料均未有担保方应承担何种保证责任的约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x]8 号)》第7条“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何种保证责任，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证人不履行合同时，债权人应当首先请求被保证人清偿债务。强制执行被保证人的财产人不足以清偿其债务的，由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之明确规定，在本案中即使保证人要承担法律责任，其所应承担的也仅是赔偿责任，而不绝应该是原告认为的连带担保责任

　　(二)、因为本案所涉债务是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债务。因此本案的保证人也只应对案中所涉债权的“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部承担赔偿责任。

　　在证据中可以清楚看到，本案所涉债务设有物的担保。然而对于人保与物保的关系问题，在涉案的《转贷协议》和《抵押合同》中均未有相关的约定，伺时在涉案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未有相关的规定。

　　《担保法》第28 的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力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在多个当事人为同一笔借款进行担保的同时，D厂又以物提供了担保，这一情况与上述规定相符。故此担保各方仅应对本案中“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银行担保合同纠纷

　　基本案情

　　X年，XX、XX夫妻以买房的名义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借款。XX向西定县住房公积金办公室提供了一份其本人与九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屋买卖协议，但XX并未实际购买该房屋。X年8月19日，XX、XX作为借款人，XX、XX(XX之妹)作为保证人与西定A银行签订了《北宁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同日，西定县公证处对该借款合同进行了公证，公证内容包括三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合同上三方当事人的盖章、签字、指印属实等。同日，西定A银行向XX交付了10万元借款，XX在个人住房贷款凭证上签字确认。XX于X年9月、10月、11月、12月分别按期偿还本金和利息共计3209.2元后于20xx年元月死亡，剩余本金98521.19元及利息一直未予偿还。

　　X年6月23日，西定A银行向西定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西定县A银行与XX、XX、XX、XX签订的借款合同，XX、XX、XX一次性归还借款本金98521.19元及利息，诉讼费由XX、XX、XX负担。

　　20xx年12月29日该案经西定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西定A银行与XX、被告XX签订的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20xx年元月之后XX、XX一直未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月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西定A银行请求解除合同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因XX已去世，被告XX应当归还下欠借款本金98521.19元及利息。被告XX、XX作为XX、XX的借款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XX、XX辨称XX借款并没有用于购房，西定A银行与XX属串通欺骗XX、XX提供担保，但XX改变借款用途是其个人的违约行为，亦无证据证实西定A银行与XX恶意串通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XX、XX辨称XX、XX、XX的住房公积金余额未达到贷款数额的30%，违背了《北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的规定，但该借款合同并未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被告XX辨称自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XX在法庭向其释明后并未提出申请，要求法院依照特别程序进行审查，故无法认定XX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XX辨称西定A银行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但依照法律规定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引发的纠纷，贷款人(受托人)可以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XX的该辨称理由亦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如下：一、解除XX、XX、XX、XX与中国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定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二、XX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中国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定分行借款本金98521.19元及利息，利息从X年12月20日起按月利率4.35‰支付至款付清之日止。三、XX、XX负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XX负担。

　　被告XX、XX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中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西定A银行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XX、XX与西定A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应否承担担保责任。对此，中院经审理认为：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6号《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还贷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本案中西定A银行主体适格。2.XX一审出示的证据不能证实其20xx年8月与西定A银行签订担保合同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签订合同当日西定县公证处对三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进行了公证，XX未出示相反证据推翻该公证书的效力，其次XX的利害关系人亦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其是否属限制行为能力人进行确认。故不能认定XX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3.西定A银行与XX、XX及XX、XX于20xx年8月19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综上，XX、XX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中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300元由XX、XX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争议焦点

　　关于“西定A银行原告主体是否适格”

　　西定A银行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事实上就是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的资格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款：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在银行委托贷款实务中，经常会出现委托方与银行以及借款人之间的争议，特别是在借款人借款不还的情况下，应当由谁来归还贷款，以及应当由谁来参与诉讼，成为了三方争议的焦点。

　　被告XX、XX认为：该案中，贷款协议中的资金出借方应为北宁市住房公积金委员会，而非西定A银行，西定A银行只是接受委托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而非真正的资金出借方，因此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原告西定A银行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委托贷款合同纠纷受托人和委托人都可以提起诉讼，因此原告西定A银行在借款人不偿还借款时有权提出上诉，原审程序合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6号《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该批复，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本案中，原告西定A银行作为受托人在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时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西定A银行原告主体适格。

　　关于“借款担保合同是否有效”

　　被告在上诉时提出：借款担保合同应为无效。同时提出了如下理由：(1)该笔贷款违背了《北宁市公积金委托贷款办法》的相关规定，未提供所购房屋总价30%的自筹资金证明和30%以上的首付款收据。(2)被告XX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应为无效，XX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错误地未予认定。(3)西定A银行对XX、XX不具备申请公积金贷款条件及XX不具备担保人条件是明知的，其存在恶意串通坑害XX的行为，担保行为应为无效。(4)XX的借款用途是用于还与别人之间的借款，并未用于购房，是欺诈行为，担保应为无效。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只有在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这两种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时，合同才无效，违反其他法律规范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本案中，《北宁市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办法》和《北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系北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定，并不属于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范畴，因此西定A银行与XX、XX及XX、XX于20xx年8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虽然违背了《北宁市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办法》和《北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的规定，但不违背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借款担保合同的效力，应为有效合同。故被告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该借款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XX一审出示的证据仅能证实其20xx年因患脑出血住院治疗及20xx年因脑出血术后患脑萎缩和痴呆症到医院治疗，并不能证实其20xx年8月与西定A银行签订担保合同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签订合同当日西定县公证处对三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合同上三方当事人的盖章、签字、指印属实进行了公证，XX未出示相反证据推翻该公证书的效力，另外XX的利害关系人亦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其是否属限制行为能力人进行确认。故XX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该借款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被告并未举证证实恶意串通和欺诈事实的存在，因此被告的该上述理由不成立。该借款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关于“银行在委托贷款中的义务及违规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银行在委托贷款中的义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款：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从委托贷款的概念中可以知道，在“委托贷款”中存在三方主体，分别是：委托人、贷款人(银行)和借款人。三方主体之间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委托人与贷款人之间的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以及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贷款法律关系。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而是通过银行这个媒介联系起来。

　　那么在委托贷款的过程中一旦发生借款人到期不还的情况，委托人如何向借款人主张权利，银行应不应当承担责任呢?从法理上说，委托贷款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符合《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因此，作者认为委托贷款关系要受到该条规定的规制，即贷款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借款人，该合同的法律后果直接由委托人承担，但如果贷款人在办理委托事务时存在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贷款人应负赔偿责任。此时贷款人是否存在过错主要看其是否违反受托人应尽的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委托贷款中银行作为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即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除了上述规定以外，基于委托法律关系，银行在贷前调查、风险评价、贷款审批、贷款支付及贷后管理等方面也必须达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程度，否则，造成委托人损失时要承担违约责任。但是这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程度还需要将来在立法上给予更多的明确。

　　委托贷款中的违规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标准，通常有以下几方面：从肯定性识别上，首先是否明确违反后果是合同无效，其次是否将损害国家社会利益。否定性识别上看，首先仅是为了实现管理需要，一般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针对调整对象而非行为内容而设定，一般也不属于。综合上面的考虑，在委托贷款的过程中出现了违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无效，还要看违反的规定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就本案而言，《北宁市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办法》和《北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显然不属于。

　　本案的启示

　　为了防止发生类似案件使银行陷入信用风险纠纷，在委托贷款中，银行应当从贷前、贷后以及纠纷发生后权利的行使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和管理，使风险降到最低。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按照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进行贷前调查、风险评价及贷款支付，加强银行监管。虽然委托贷款的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要素由委托人确定，但银行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受托人也应该重视对借款人的资质、信用状况、财务状况、还款能力等信息进行调查分析，尽量减小发生借贷纠纷的概率。

　　第二，加强委托贷款合同的管理和履行，同时对所贷款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银行与借款人签订的贷款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合同应当经委托人书面确认。在履行合同之后，银行应当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对所贷款项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对于可能影响贷款安全的情况及时通知委托人，以确保贷款的合理使用和按期偿还。

　　第三，纠纷发生以后，银行应当在诉讼时效内及时主张债权、担保物权等权利。一旦发生借款人逾期不偿还贷款，银行应在时效内及时向借款人主张权利，在借款人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时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外，银行在贷款逾期后还应在时效内及时行使担保物权或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防范借贷纠纷涉及的资产受到严重损害，并进而可能导致银行利益和声誉受损害。

篇6：金融借贷合同纠纷案例

　　借贷合同是指出借人把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实物交付借用人所有，借用人在约定期限内负责归还同等数量的货币或同种类、品质、数量的实物的合同。传统上称为消费借贷合同，即与使用借贷合同相对，指不是偿还借用物品原物(见借用合同)，而系归还等值货币或实物的合同。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金融借贷合同纠纷相关案例。具体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成功案例：

　　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 20xx)双民二初字第某号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住所地：双峰县永丰镇城某大道。法定代表人金某，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贺某，湖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曾某，男，196 3年1月22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蛇形山镇高塘村某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胡某(系被告曾某之妻)，女，196 5年5月1 3日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谢某，男，1 96 8年8月2 3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蛇形山镇龙潭江村天竹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被告尹某，男，1970年2月5日生，汉族，居民，住双峰县印塘乡宋江村某村民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x。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以下简称双峰县邮政银行)与被告曾某、胡某、谢某、尹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栗，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春前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康某、邓某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的委托代理人贺某、被告曾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胡某、谢某、尹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于2 01 0年9月2 8日自愿成立了联保小组共同与原告签订了<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任一被告自愿为原告向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发放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原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日被告曾某、胡某以“进购货物”为由向原告借款1 0万元。并签订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约定：“年利率为14. 4%，期限为1 2个月;还款方式为“阶段性等额本息还款法”，违约责任等。原告按约向被告曾某、胡某发放了贷款本金1 0万元。事后，被告曾祖风、胡某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至2 020xx年8月28日止，尚欠原告贷款本金78696.18，利息(含罚息)6928. 87元，经原告多次派员催收未果，给原告造成催收损失600元。起诉要求被告曾某、胡某偿还原告本息合计8562 5. 05元及后段利息、罚息，支付催收费用600元，由被告谢某、尹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复印件l份，用以证明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为联保小组成员，相互之间对原告向任一成员发放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原告为催收贷款而支出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被告曾祖风、胡某出具的《农户/商户联保小额贷款申请表》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曾祖风、胡某系夫妻关系，被告胡某书面承诺为曾某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事实;

　　3、《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复印件l份，用以证明201 0年9月2 8日，原告与被告曾某、胡某签订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约定了贷款本金、贷款利率贷款期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事实;

　　4、《小额贷款放款单》复印件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 0年9月28日向被告发放贷款本金1 0万元;

　　5、贷款催收回执单5份和领款凭证1份，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催收债务所产生的开支费用6000元的事实;

　　6、逾期金额表，用以证明被告曾某、胡某逾期贷款本息情况的事实。

　　被告曾某辩称：借款是实，但目前经济困难，无力偿还。

　　被告胡某、谢某、尹某未作答辩。

　　被告曾祖风、胡某、谢某、尹某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2、3、4、5、6经本院与原件核对无异，被告曾祖风不持异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被告曾某、胡某系夫妻，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与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于2 01 0年9月2 8日签订了《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双方约定：乙方成员(曾某、谢某、尹某)自愿成立联保小组，从2 01 0年9月28日起至2 01 2年9月2 8日止，甲方(双峰县邮政银行)可以根据乙方任一小组成员的申请，签订多次借款合同，在单一借款人最高贷款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且联合小组合计贷款余额人民币30万元内发放贷款，乙方任一成员国自愿为甲方向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发放的贷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甲方与乙方任一成员签订借款合同时，不需要逐笔办理保证手续，乙方其他成员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从借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后二年，借款人申请展期或延期的，联保小组成员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或延期贷款到期后二年，保证范围包括借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

　　被告曾祖风于2 01 0年9月2 8日与原告订立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由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向被告曾祖风发放贷款1 0万元，年利率14.4%，借款期限从2 01 0年9月28日至2 020xx年9月28日，还款方式为阶段性等额本息还款法，即贷款前三个月按月偿还当月利息，此后按等额本息还款法偿还，若借款人不按期归还本息的，从逾期之日起加收50%的罚息，原告有权提前收回尚未到期的贷款，并要求借款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胡某书面承诺对被告曾某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发放贷款后，被告曾某仅偿还部份贷款本息，至2 020xx年8月28日止，被告曾祖风尚欠原告贷款本金78696.18元，利息6928. 87元，原告为催收逾期贷款本息，支出费用6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在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全部届满前，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是否有权要求被告曾某、胡某偿还全部贷款本息并支付催讨费用;2、被告谢某、尹卫国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双峰县邮政银行与被告曾某签订的《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被告曾某未按合同约定清偿原告贷款本息显属违约，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提前收回被告曾祖风尚未到期的贷款。因被告曾某未按约偿还原告贷款本息，原告多次派员向被告催讨，所花费的催讨费用6 00元，被告曾祖风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胡某、曾某系夫妻关系，该债务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被告曾祖风、胡某共同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连带保证责任的债务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间没有履行债务的，也可以要求其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曾某、谢某、尹某与原告签订的《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被告谢某、尹某为被告曾某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承诺对被告曾某的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告谢某、尹某理应对被告曾某、胡某所应承担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谢某、尹卫国在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曾某、胡某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曾某、胡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双峰县支行贷款本金78696.18元，至20xx年8月28日的利息6928. 87元，支付催讨费用600元，从2 020xx年8月29日起的利息、罚息按原、被告约定的利率另行计算至本判决所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时止。

　　二、被告谢某、尹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谢某、尹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曾某、胡某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 000元，由被告曾某、胡某、谢某、尹某负担。

　　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吴春前

　　人民陪审员康某

　　人民陪审员邓某

　　20xx年九月八日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受A银行L支行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代理人，代理人现发表如下意见：

　　一、借款及担保合同真实、合法、有效

　　1.被上诉人与晋小梅(化名)签订的《小额联保借款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已经依约发放贷款，晋小梅也已经收到贷款，因此，被上诉人的债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

　　2.被上诉人与蒋中正(化名)签订的《商户联保补充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蒋中正自愿为晋小梅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现在，被担保人晋小梅拒不偿还到期债务，保证人蒋中正依法、依约均应当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二、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一)项

　　上诉人主张：借款人欺诈被上诉人，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一)项的规定，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

　　1.“国有企业利益”不能等同于“国家利益”

　　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之一，与一般商事主体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与一般商事主体面临同样的风险与机遇，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国有企业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

　　退一万步讲，即使本案“陈春”(化名)与晋小梅合谋欺诈被上诉人，也不能适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因“欺诈”，损害国家利益，从而导致合同无效之规定。

　　2.上诉人是以“保护国家利益”之名，行“损害国家利益”之实

　　上诉人的基本逻辑是：陈春与晋小梅欺诈被上诉人——损害国家利益——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上诉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这一推理的最终结果就是：被上诉人的贷款无法收回。

　　如果邮政银行的利益可以等同于国家利益，那么，上诉人其所主张的结果才是真正损失“国家利益”。上诉人是以“保护国家利益”之名，行“损害国家利益”之实。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3.借款合同被确认无效的严重后果

　　贷款过程中，借款人提供的部分资料存在一定瑕疵的情况普遍存在。如果就此认定借款人损害国家利益，并确认合同无效，那么，将有大批借款合同可能被确认无效，从而导致巨额的金融资产无法收回。这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乃至国家金融稳定。

　　三、被上诉人善意且无过错，其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1.户籍信息的查询应以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的查询为准

　　龙泉公安局的查询结果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况且：龙泉公安局的查询结果也只是说身份证号与姓名“不匹配”，但并没有直接认定陈春的身份“虚假”。实践中，某人更改了姓名，而其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没有及时更新，也会出现外地公安查询时出现“不匹配”的结果。

　　2.“陈春”此人非并虚假

　　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中，陈春的姓名与身份证号码能相互匹配，且能查询到相关征信记录(详见：陈春《征信报告》)。“陈春”此人在 20xx年10月17日还在其它银行申请过60000元的担保贷款，并获得审批通过。因此，陈春此人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人。

　　3.被上诉人只对客户身份信息进行“形式审查”

　　《关于储蓄存单、存折密码更换手续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复〔1999〕44号】规定：“储蓄机构对储户提供的身份证明只进行形式审查，即审查身份证明所用材料和记载的内容在表面上是否符合身份证明管理部门的规定。储蓄机构不负有鉴别身份证明真伪的责任。”

　　《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第17条规定：“银行以善意且符合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审查，对伪造、变造的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签章以及需要效验的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未发现异常而支付金额的，对出票人或付款人不再承担委托付款的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办理存单挂失手续有关问题的复函》【银函[1997]520号】第3条规定：“在办理挂失手续时，储蓄机构对身份证件只进行形式审查，不负有鉴别身份证件真伪的责任”。

　　银行不是户籍管理机关，更不是鉴别身份信息的专业机构，从其职责和能力要求而言，不可能对身份信息进行实质性审查。为此，人民银行在各项规章和管理制度中，反复明确银行对身份信息只负责“形式审查”，不负有鉴别身份证件真伪的责任(实质审查)。

　　本案中，被上诉人专门查询了“陈春”的征信报告，其在人民银行的系统中存在征信记录，且在查询当时信用记录良好。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

　　4.借款人只有晋小梅一人，不包括“陈春”

　　虽然，《小额联保借款合同》签名处的借款人为“晋小梅”、“陈春”两人，但是，《个人贷款放款单》证明被上诉人只向晋小梅一人帐户(账号：6065120)发放了贷款10万元。

　　被上诉人并没有向“陈春”发放任何贷款，与陈春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在一审时未将“陈春”列为被告。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联保合同》和《借款申请书》也能印证“陈春”并非借款人，只是作为借款人晋小梅的“配偶”身份签字的。

　　四、关于经济犯罪

　　1. 晋小梅与陈春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欺诈，尚十分不清楚，更不能认定两人已经涉嫌经济犯罪。公安机关更没有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予以“立案侦查”，因此，上诉人主张涉嫌“经济犯罪”，应当中止审理完全缺乏事实依据。

　　2.即使涉嫌经济犯罪，本案仍然应当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退一万步讲，即使陈春涉嫌经济犯罪，本案也仍然应当继续审理。

　　3.上诉人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移送经济犯罪线索的通知”》在“北大法宝检索系统”以及“百度搜索”中都未查到该文件。因此，对该文件是否存在?是否仍然有效?尚不清楚。

　　4.本案上诉人主张涉嫌经济犯罪的真实目的，无非是想无期限地拖延案件审理，以达到其无期限地拖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目的。

　　综上所述：

　　1.借款合同及联保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一项)之规定;

　　4.被上诉人善意且无过错，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5.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

　　此致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

　　代理人：杜正武付贤禹